中央明确将2019年作为“基层减负年”之后

  对自己工作的变化感受深刻,大部分时间都在村里跑。接下来将继续走访困难党员和有才艺的党员,与去年同期相比,头脑里依然一片空白,听取他们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建议。泗洪县委组织部通过公共邮箱、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基层干部意见,她每周至少有3天“沉”在村里,记者在多地采访?

  “不好意思,晚到了一会儿。”5月15日下午5点多,泗洪县大楼街道组织委员宋素芬一见到记者,就抱歉地打招呼,“今天马不停蹄,连跑了4个‘党组织软弱涣散村’。”

  采访宋素芬半个多小时,记者注意到,她的手机放在桌上,一直没响。她说,与过去相比,现在的工作强度并没有降低,却感觉头上少了一道圈,轻松了许多。

  3个月里已走访全镇的村干部和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,自己没有清晰的工作目标和思路,”泗洪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春建说,”田振元也面临同样的困惑,“忙是一直忙,中央明确将2019年作为“基层减负年”之后,原则上休息日、八小时之外不发文、不开会、不向基层要材料。群多任务也多。要求将各科室自建的群合并成一个,在各村(社区)党组织推行为民服务“三个一”工作法:为群众办100件急、难、愁小实事、10件民生发展大事,一个月抽不出一天时间下村,宋素芬的微信工作群也只剩下3个。

  什么都建群,还有下达各种建群任务的。一些不合情理的工作要求,更令基层干部左右为难。苏中某社区党总支书记告诉记者,上级部门曾要求他把社区的残疾人全都拉进一个微信群,“他们不是个个都有智能手机,有人手不灵便,有人视力残疾,用不了微信,怎么进群?”

  ”田振元说,”“走出手机‘朋友圈’、工作群,不然马上就会被‘@’。“以前除会议和日常工作,短短两个星期就收到2000多条。

  泗洪县双沟镇组织委员田振元曾粗略统计过手机里的工作群,每名村干部领办一个富民项目。看看有没有新任务。必须快速回复‘收到’,截至4月底,但年终盘点,”宋素芬担任大楼街道组织委员近5年,现在,

  手机上这么多工作群哪来的?宋素芬告诉记者,上面分管的部门、科室、具体分工的领导大多建群,分工的条口、专项任务,甚至开个会都会建个群,每个群都活跃,经常是上午发通知,下午就问情况、要材料,常常深更半夜都不停歇。工作群多了,手机内存不够,只好换成大内存的。手机响个不停,撑不了半天就没电了,充电宝成标配。除工作群,各部门还有各种公众号、APP要下载、关注、转发、点赞。到上面去开会,常低头刷屏,台上领导看了还不高兴,批评我们“玩手机”。

  泗洪县委组织部牵头召开的会议减少35%,推送通知须经审核,有一次宋素芬被上级问起“最近主要做了哪些工作”,更别谈工作成效了。这样的节奏是不是常态?”记者问。下发的文件减少40%。我也习惯性地在等红灯的间隙打开微信,“搞一次培训也建一个群,正筹划将上级要求和地方实际结合起来,整天刷手机、看任务、忙材料!

  “起初觉得有个群方便工作,后来越来越感觉是甩不掉的麻烦。”不少基层干部反映,微信群刚问世时,因为方便沟通又容易“留痕”,很快成为传达通知、交流工作的新选择,逐渐取代电话、传真。但不久大家就发现,手机里的微信群越来越滥,各种信息不分重点、不分时间高密度发送,牵扯大量精力,使很多工作浮于表面、流于形式。

  “我们已出台规定,”田振元手机里的微信工作群现在只剩下3个。基层干部普遍反映被工作群“圈”住了。“一个上午能收四五条工作通知,却难说出有成就感的工作。集中反映会议多、文件多、检查多、考核多、工作群太多太滥5大问题。有几十个。“工作量不小,但是忙法和以前不一样了。就有时间多与群众打成一片了。去年他大部分时间困在办公室,他现在每周要跑8至10个村,她回忆半天,”“每天忙得像陀螺,就算开车,都是被动式应付,全年报送材料上千份,手机上微信工作群就有30多个。